此文作者阿布拉姆·范·恩根（Abram C. Van Engen）是美国【guó】圣【shèng】路易斯【sī】华盛顿【dùn】大学（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. Louis）宗教与政治学教授，主【zhǔ】要研【yán】究领【lǐng】域为美国早期文学史【shǐ】、宗教史、思【sī】想【xiǎng】史、记【jì】忆史【shǐ】、情【qíng】感史【shǐ】，对十七世纪清教思想的研究尤为精深。本文原题【tí】“How America Became ‘A City Upon a Hill’: The Rise and Fall of Perry Miller”（Humanities, Winter 2020, Volume 41, Number 1），经作者【zhě】授权，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硕士【shì】研究生【shēng】夏冰清翻译，杜【dù】华副教授【shòu】校对。
佩里·米勒（Perry Miller）
佩里·米勒（Perry Miller）是上世【shì】纪【jì】中期哈佛大学【xué】的历史和文学学者，是学术界的巨人。正如学【xué】者迈克尔【ěr】·克【kè】拉克（Michael Clark）所总结【jié】的那样，从1931年到1963年，米【mǐ】勒“主持了大部分关于美【měi】国文化的早期形式的文学【xué】和历史研【yán】究”。米勒帮助建立了他称之【zhī】为“美国【guó】文【wén】明”（American Civilization）的研【yán】究，促进了【le】新学科“美国研究”（American Studies）的兴起。
米勒致【zhì】力于研究他所称的“美国的意【yì】义”（the meaning of America），试【shì】图解开它的【de】奥秘，理解“美国为使自身可被理解而进【jìn】行的不懈努力【lì】”。在米勒去世后，神学【xué】家莱【lái】因霍【huò】尔德·尼【ní】布尔【ěr】（Reinhold Niebuhr）说“米勒的历史工作……水平如此之高，不【bú】仅让那些【xiē】欣赏他的想象力和【hé】探【tàn】索能力【lì】的人感【gǎn】到愉悦【yuè】，而且【qiě】还对整个美利坚民族的自我理【lǐ】解做出了贡【gòng】献”。
对【duì】佩里·米【mǐ】勒【lè】来说，这【zhè】种【zhǒng】自我理解起源【yuán】于清教徒。米勒曾【céng】回忆，早【zǎo】在研究【jiū】生期间，“我就明显地知道，我必须从清教移民开始研【yán】究”。《荒【huāng】野之旅》（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，1956）是米勒读者数量最【zuì】多的一本书，在这本书短【duǎn】短三页的序言内米勒使用【yòng】“begin”“beginning”“began”“commence”和“origin”的次数达到【dào】14次，而且都是直接用于【yú】清教徒【tú】。由【yóu】于米勒从【cóng】清教开始研究美国，而且由【yóu】于他的研究【jiū】方式如【rú】此新颖，并拥有巨【jù】大【dà】冲击力，所以【yǐ】他【tā】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长串学者，他们怀着新的兴趣开【kāi】始早【zǎo】期新英【yīng】格兰的研究，他们所有人都是为了【le】二十【shí】世纪而【ér】重【chóng】构清教【jiāo】主义。
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
然而，米勒最持久的影响不【bú】是来自其【qí】对清教【jiāo】徒的总体【tǐ】性研究【jiū】，而【ér】是来自他对一篇【piān】特【tè】殊文本的【de】断言。在【zài】断言“美国经验的【de】独【dú】特性”从根本上说是清教主【zhǔ】义的时候，米【mǐ】勒转向了美【měi】国的确切起源——1630年【nián】，约翰·温斯罗普（John Winthrop）乘坐阿贝【bèi】拉号【hào】（Arbella）到来，建立了波士顿。或者，更【gèng】确切地说，他转向了【le】一段几乎被遗忘的文本中被标记为起源的那一刻【kè】。虽然，其他清教徒在1628年建立了塞勒【lè】姆；五【wǔ】月花【huā】号【hào】上的【de】英国教会分离派在1620年建立【lì】了普利茅斯；荷兰人【rén】在1609年到达了曼哈顿岛【dǎo】；西班牙在1565年建立【lì】了圣奥古斯丁；美【měi】洲【zhōu】原【yuán】住民此前一直【zhí】都在这儿。然后，还有更南【nán】边的另一个英国殖【zhí】民地，弗吉尼亚，成立于1607年，米勒将它【tā】排除在外，认【rèn】为它缺乏“能够【gòu】让我条【tiáo】理【lǐ】清晰地开始的内部一致性”。
换句话说，米【mǐ】勒并【bìng】不寻求美国的【de】某个起源（an origin of America），而是探求对【duì】于起源的表达（an expression of origins）：“我可以利用的【de】第一个清晰【xī】的表达体”。对于【yú】米勒【lè】来说，清【qīng】教徒“尽其【qí】所能地充分表【biǎo】达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比约【yuē】翰·温斯罗普更出色【sè】或更令【lìng】人信服了，当时他【tā】在旗舰【jiàn】阿贝拉号上【shàng】进【jìn】行了一次俗【sú】人布【bù】道【dào】，称它为‘基督【dū】慈善的典范’（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）。”
约翰·温斯罗【luó】普1630年的布道，现【xiàn】如今主【zhǔ】要因【yīn】其宣【xuān】称“我们将成【chéng】为一座山巅之城”而出名【míng】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，罗纳德【dé】·里根【gēn】（Ronald Reagan）将此【cǐ】篇【piān】布道中的这句话置于【yú】其【qí】政治生【shēng】涯的中心。里根从【cóng】约翰·温斯罗普开始追溯美国的故事，对美【měi】国例外主【zhǔ】义进行了强有【yǒu】力的【de】阐【chǎn】释【shì】——他解释【shì】说，美国例【lì】外论指的是“有某种神圣的计划【huá】，将这块伟【wěi】大的大陆置于两大洋之【zhī】间，供【gòng】那些对自由有着持久【jiǔ】热爱和特【tè】殊勇气的人【rén】去寻找”。在2012年，美国【guó】例外论——用短语“山巅之城”来概括【kuò】——成为【wéi】了共和党党纲的官方准【zhǔn】则。
罗纳德·里根（Ronald Reagan）
在米勒【lè】开始他的职【zhí】业生涯【yá】之前，没有一个政治家把【bǎ】“基督慈【cí】善的【de】典范”作为美国【guó】的起源，或者通过引述【shù】、引用【yòng】或援引【yǐn】它【tā】来谋求国家【jiā】公职。几【jǐ】乎没有人知道这篇布【bù】道的存【cún】在，也没有【yǒu】人【rén】把这个国家描述【shù】为“山巅之城”。在米勒【lè】之后，也不仅仅是里根拿起了它，温斯罗普【pǔ】的文字几乎被每一位在任的【de】总统所引用【yòng】：约翰·肯【kěn】尼迪（John F. Kennedy）、林登·约翰【hàn】逊【xùn】（Lyndon Johnson）、理查德【dé】·尼克松【sōng】（Richard Nixon）、吉米·卡特【tè】（Jimmy Carter）、罗纳德【dé】·里根【gēn】（Ronald Reagan）、乔治·赫伯【bó】特·沃克·布什（George H. W. Bush）、比尔·克林顿（Bill Clinton）和巴拉克·奥【ào】巴【bā】马（Barack Obama）。
在米勒职业生涯之前的许多年里，市场上的历【lì】史教科书均未把约【yuē】翰【hàn】·温斯罗【luó】普所乘之【zhī】船的【de】到【dào】来视【shì】为美国历史的特殊【shū】开端，也【yě】没有【yǒu】把美国称【chēng】为“山巅之【zhī】城” 。米勒去世后，温斯罗普的布道开始在各个【gè】教育【yù】阶段的【de】教科书中传播，到2010年甚【shèn】至出现了一本【běn】以《山巅【diān】之城》（City upon a Hill）为标题的新的美国历【lì】史教【jiāo】科【kē】书。
米勒的主张【zhāng】也重【chóng】塑【sù】了文学。整个二【èr】十世纪中期，美国文学史上都【dōu】没【méi】有“基【jī】督慈善的典范”的位置。米勒去世后，温斯罗普的布道逐渐成为【wéi】定义和【hé】解释【shì】美国文学从【cóng】起源到当代发展的【de】关键文本【běn】。到1979年，这个文本【běn】成为《诺顿美国文学选集》（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）的开篇和支柱。这也【yě】是市场【chǎng】上最【zuì】受欢【huān】迎的【de】美国文【wén】学选集。无数的学生今天仍在【zài】阅读它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对【duì】佩里·米【mǐ】勒【lè】来说，温斯罗普的布道意味着【zhe】什么？温【wēn】斯罗普的布【bù】道对【duì】于在【zài】米勒之后的二十世纪的美国人意味着什么，以【yǐ】至于他们【men】如此热【rè】烈地采纳和宣传它【tā】？
1905年，佩里·吉尔伯特·埃【āi】迪·米勒（Perry Gilbert Eddy Miller）出【chū】生在芝【zhī】加【jiā】哥【gē】的奥斯汀【tīng】区的一个【gè】新英格【gé】兰移【yí】民家庭，离欧内斯特·海明威（Ernest Hemingway）的家只有几个【gè】街区之遥（译者注：1920-1921年间，海明威【wēi】曾在芝加哥居【jū】住），而后者大致【zhì】是同一时期在【zài】伊利诺伊州的奥【ào】克帕克镇【zhèn】长大。与海明威【wēi】一样，米勒成【chéng】长为了一个【gè】无神论者（有时【shí】是不可知论者），对意义有着【zhe】存在主义的追求（existential quest），对旅行和冒险有着强烈的渴求。高【gāo】中毕【bì】业【yè】后，米勒进入芝加哥大【dà】学学习，但很快【kuài】就退学了，在科罗拉多、纽约、墨西【xī】哥、地中海和非【fēi】洲漫游。他声【shēng】称【chēng】，自己是在非洲卸货桶【tǒng】装的【de】美国石油时顿悟的。想到写《罗马帝国【guó】衰【shuāi】亡史》（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）的著名历史【shǐ】学家爱德华·吉【jí】本【běn】（Edward Gibbon），米勒解释说【shuō】，他和吉本一样，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找到了自己的【de】目【mù】标。“在中非的丛林【lín】边缘，同样郁郁【yù】不【bú】乐【lè】的我，被赋予了一种使命，即阐释我所【suǒ】认【rèn】为的美国最深层的驱动力。”他将把他的思【sī】想、职【zhí】业生涯、课堂、笔和公开演讲，都【dōu】献给这一【yī】事业。他用余生【shēng】来【lái】寻【xún】找美国的真正意义，并说服美【měi】国民【mín】众【zhòng】相信美国的【de】真正意【yì】义。
米勒后【hòu】来重新入读芝【zhī】加【jiā】哥【gē】大学【xué】，获得了学【xué】士学位，然后在1931年获得博士【shì】学位。他随即【jí】开始在哈佛大【dà】学任教，在接下来的【de】三十【shí】年里，他构【gòu】建【jiàn】了【le】一个强大的美国故事，在【zài】这个故事中美国开始于十七世纪清【qīng】教主义的智识文化，衰落成20世纪美国物质主义的现【xiàn】代巨兽。他试图让美国回归理性，回归【guī】其本【běn】源【yuán】，回归一【yī】种比石油能买到的所有商品【pǐn】都要丰富的智识和文学文化【huà】。 当【dāng】他【tā】偶然发现一篇【piān】1630年【nián】的鲜【xiān】为【wéi】人知的布道时，米勒决定，讲述他的故事的最好方式就是【shì】宣【xuān】扬【yáng】这一特定文本的重要性。
“基【jī】督【dū】慈善的典范【fàn】”有目【mù】的地开启了米勒的【de】美国故事。米勒讲道：“在现代社会，一个清晰明确地了【le】解自我意【yì】图【tú】的【de】社会是非常罕见的【de】”“欧洲和亚洲的大多数【shù】国家【jiā】都是在地理或政治上【shàng】的偶然和意【yì】外中成长起来的【de】”。他解释说【shuō】，在其他国【guó】家，随【suí】着时间的推移，发生【shēng】了【le】如此多的变化，“即使是最爱国的公民也【yě】不敢说，这个国家最初致力于什【shí】么【me】有意识的【de】目标。” 欧【ōu】洲有许【xǔ】多传说和神话，有一段【duàn】被迷雾【wù】笼【lóng】罩【zhào】的黑暗【àn】过去。但是美国有【yǒu】一【yī】个【gè】记录在案【àn】的过去——一个书面【miàn】的、表达清晰的【de】开始。人们所【suǒ】需要做的就是收集这【zhè】些文本【běn】。人们所需【xū】要做的【de】就【jiù】是【shì】考察其【qí】来源。米勒坚持【chí】认为【wéi】，人们真【zhēn】正需要做的就是阅读温斯罗普的一篇布道文。
在【zài】二战结束和冷战【zhàn】开【kāi】始【shǐ】后，这种对目的的需要——这个关于一个国家在目的中建【jiàn】立并从【cóng】此被【bèi】其定义的故事，引起了思想家【jiā】和作家【jiā】的广【guǎng】泛共鸣。例如，在20世纪50年代【dài】末，《生活》（Life）杂志颇具影响力的编【biān】辑亨利·卢斯（Henry Luce）要求【qiú】受人【rén】尊【zūn】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阐明【míng】并【bìng】解【jiě】释这个国家的目的。 他声称，“美国【guó】人【rén】民正【zhèng】在寻求【qiú】一【yī】种明确【què】的国家【jiā】目的感，这比任何其他事【shì】情都重要”。受【shòu】访者包括【kuò】政治家、诗【shī】人、记【jì】者、传【chuán】教士和政府【fǔ】官员——从比利·格【gé】雷厄姆（Billy Graham）到阿德莱·史蒂【dì】文【wén】森（Adlai Stevenson）的每一个人。
这个庄严团体【tǐ】中的【de】大【dà】多数人都被一个似乎已经迷【mí】失方【fāng】向的国家所困【kùn】扰【rǎo】。正如著【zhe】名记者约【yuē】翰·杰赛【sài】普（John Jessup）所写的那【nà】样，“在国家的崛起与【yǔ】伟大的【de】目标之间，在目【mù】标的【de】丧失【shī】与国【guó】家的衰【shuāi】落之间，难道没【méi】有联系吗？”问题似乎【hū】在于自满【mǎn】。财富让美国人变得软弱。约翰·W·加德纳（John W. Gardner）宣称，“我们的部分问【wèn】题【tí】是如何在吃饱后保持清醒”。没有向美国人民提出任何要求【qiú】。在获得物【wù】质【zhì】成功和世界【jiè】权力之后，美国似乎满足于让公【gōng】民去消费和消【xiāo】耗，而不关心更高的【de】目【mù】标。
整个【gè】学术界和公共知识分【fèn】子都【dōu】产生了此种担心。大卫·布林克【kè】利（David Brinkley）、贝【bèi】蒂·弗【fú】里丹（Betty Friedan）、理【lǐ】查德·霍夫斯塔特（Richard Hofstadter）、赖特·米尔斯（Wright Mills）、大【dà】卫·雷斯曼（David Reisman）、威廉·阿【ā】普尔曼·威【wēi】廉姆【mǔ】斯（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），以及其他许多人都以自【zì】己的方式在【zài】作品中谴责美国的消费主义和反智主义，这些作品【pǐn】被美国大众理解【jiě】和【hé】辩【biàn】论。米勒【lè】把【bǎ】自己描【miáo】绘【huì】成一匹“独狼”（a “lone wolf”），但他的担【dān】忧【yōu】绝非孤例。他和其他人一样【yàng】，认为美国的影响可能是非常短【duǎn】暂【zàn】的。他宣称：“历【lì】史布满【mǎn】了文明的尸体，这些文明达到了【le】扩张的极限，就会躲在墙和【hé】护城河后【hòu】面，在那【nà】里腐烂。”他认为美国的物质文化很快就会枯竭。这并不【bú】需要特别【bié】的天才“来问你自己，至【zhì】少【shǎo】你要时不时地问自己，美国的这种【zhǒng】生【shēng】活【huó】方式【shì】是否正在以稳步加速的速度冲向一个巨大的特大都【dōu】市，最【zuì】后，这个特大城【chéng】市由于纯【chún】粹的重负，将逐渐痛【tòng】苦【kǔ】地停止，然【rán】后在惯性【xìng】的作【zuò】用下崩【bēng】溃成废墟【xū】”。正【zhèng】如他【tā】的一个学生所总结的那样【yàng】，“他能想到的是美国的终结【jié】，即便不是美国的富裕的终结”。然而【ér】，对米勒和其他人来说【shuō】，仅仅是富【fù】裕本身【shēn】就构【gòu】成【chéng】了【le】死亡。
为了回到【dào】那种潜在的使命感，美国人【rén】必须回归清教思想【xiǎng】——尽管【guǎn】不是教【jiāo】义。在提出这样的【de】主张时，米勒认为， 在标【biāo】志【zhì】性意义【yì】和具体内涵这两方面，“基督慈善的典范”均【jun1】很重要。对米勒【lè】来【lái】说【shuō】，这篇布道【dào】意味着美国的故事具有【yǒu】世【shì】界历史的重要性【xìng】。根【gēn】据他的说法【fǎ】，温【wēn】斯罗普自觉地【dì】将他的【de】社【shè】会建立为一个所有人都能看【kàn】到的典范，一座引导其他国家走向上帝的纪念碑。在他最著名的一个比喻中，米【mǐ】勒【lè】解释说，清教徒参【cān】与了对基【jī】督教世界的“侧翼【yì】攻【gōng】击”。“新英格【gé】兰是【shì】宗【zōng】教改革的高潮，”他说。这是“世界历史的高【gāo】潮”。米勒声称，这就是【shì】温【wēn】斯罗普【pǔ】的布道所发出的信【xìn】号。温斯【sī】罗【luó】普“在航行中【zhōng】向移民们【men】宣【xuān】讲，世界【jiè】的目【mù】光【guāng】将注视着他们，他们将如一【yī】座【zuò】山【shān】巅之城，供所【suǒ】有人观察”。如【rú】果这篇布【bù】道是美国的起【qǐ】源，那【nà】么美国从【cóng】一开始就在纠正全世界的道路方面发挥着作用。温【wēn】斯罗普【pǔ】布道的这【zhè】一方面将在里根总统和今后【hòu】许多其他人的政【zhèng】治演说中频繁出现。
但温斯【sī】罗普【pǔ】布道的【de】内容——米勒认为温斯【sī】罗普作为一个典范【fàn】，实际【jì】上所说【shuō】或提【tí】议的【de】内容——与里根和【hé】其他人的看【kàn】法截然【rán】不同。根据米勒的说法，这篇布【bù】道呼吁清【qīng】教【jiāo】徒构【gòu】建高度的社区团结。它与美国梦无关，与改善生活无【wú】关，与赚钱【qián】或取得成功无关【guān】。事实【shí】上，米【mǐ】勒【lè】声称，温斯【sī】罗普明确拒绝了所有这【zhè】些想法。独来独往，出人头地，发家致富，甚至试【shì】图致富——这些正是温斯罗【luó】普想【xiǎng】要防范的危险。社会【huì】的【de】成功依【yī】赖【lài】于成员之【zhī】间相互的爱，“在这【zhè】项【xiàng】工作中【zhōng】像一个人【rén】一样【yàng】团【tuán】结在一起【qǐ】”。根据米勒【lè】的说【shuō】法，清教徒展现【xiàn】了一种“对团【tuán】结的强大信念”、一种“活的凝【níng】聚力”和一【yī】种“在共同奉献中团结在【zài】一起的友谊理念”。米【mǐ】勒坚持【chí】认【rèn】为，与今天不【bú】同，新英格兰的理论【lùn】家认【rèn】为社会“不是个人的聚合，而是一个为明确目的【de】而运作的有机体，所有部分都从属【shǔ】于整【zhěng】体，所有成员都贡献了明确的份额，每个【gè】人都有特定的地位”。
米【mǐ】勒【lè】认为，对更高事业的承诺和对上【shàng】帝【dì】的奉献使清【qīng】教社区非常成功，而【ér】他们冒险事业【yè】的成【chéng】功——它所产生的财富【fù】——最终【zhōng】破坏了冒险【xiǎn】事业本身。当【dāng】清教徒开始【shǐ】赚钱的时候，他们的目标【biāo】就崩溃了。他【tā】写道：“在【zài】登陆一百【bǎi】年后，他们【men】被迫惊讶地【dì】看【kàn】着自己，几乎无法【fǎ】理【lǐ】解他们是如何【hé】变成现在这样的。”他们【men】已经忘记了他们的事业和计划，他们【men】的【de】目标和【hé】奉献【xiàn】。对【duì】米勒来说，这【zhè】次失【shī】败【bài】的重点很清楚：清教徒的灭【miè】亡不【bú】是源自外部的反【fǎn】对；而【ér】是内部原因所致。它是由清教徒自己的成功造成的。
在20世【shì】纪50年代，米勒看到这个【gè】故事【shì】再次【cì】上演：美国【guó】的成功，其突然的财富【fù】和【hé】权力【lì】，将很快证明这个国家在【zài】走向毁灭。根据米勒的【de】说法，这【zhè】种模式在散落在历史长河【hé】中的许【xǔ】多社会中重复【fù】出现。米勒明确地【dì】将【jiāng】美国【guó】比作罗马帝国，后者【zhě】的【de】衰【shuāi】落正是由于其成功而引发【fā】的解体所致。对米勒来说，历史【shǐ】从【cóng】根本上说是具有【yǒu】讽刺【cì】意【yì】味的。胜利和成就会导致失【shī】望【wàng】和灾难；进步是由于自己意图之外的原因【yīn】造成的【de】；没有任何【hé】进步【bù】是【shì】彻【chè】底安全的，因为所有的增长都包【bāo】含【hán】着新【xīn】的、可能更具灾难【nán】性衰退的【de】种子【zǐ】。正如历【lì】史【shǐ】学家亨【hēng】利【lì】·梅（Henry May）所总结的那样，“他关于【yú】清教主【zhǔ】义的作【zuò】品都阐释了一个口【kǒu】号：没有什么比成【chéng】功更失败”。无论米【mǐ】勒走【zǒu】到哪里，他都看到同样的历史规律在重演，在他的脑海中，可以从【cóng】美国崛【jué】起的现代财富中看出美国衰败的开始。
米勒提出这些主张【zhāng】的方式使他有【yǒu】别于其他【tā】学者。他“对胡言乱【luàn】语和【hé】礼貌【mào】不耐烦，”一个学【xué】生回忆说，“态度生硬，喷着鼻息——也许与梅尔维尔笔下的一头宏伟的鲸鱼并无【wú】二致【zhì】。”米勒去世【shì】的【de】时候，在【zài】《哈佛深【shēn】红报》（Harvard Crimson）上的他的【de】讣【fù】告将他比作梅尔维尔笔【bǐ】下疯狂【kuáng】的亚哈船长：“那【nà】些争吵的句子【zǐ】，忧思的态度，让人【rén】无【wú】法不分享其快乐的巨【jù】大而可憎的笑【xiào】声，所有这些都被一些超人的、恶【è】魔般的东西所【suǒ】触动。他活得很【hěn】紧张，甚至是自我毁【huǐ】灭。” 他【tā】的“举止常常很糟糕，”另一个【gè】学【xué】生【shēng】回【huí】忆说；“他的【de】漫不经心的谈【tán】话【huà】意在【zài】让人震惊。”
在开课时，米勒【lè】会试图“吓跑那些蜂拥而至的【de】人群”，他会【huì】首先列举自己的“巨大成就”，然后给学生们列出了一【yī】份同样【yàng】庞大的、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阅读清单。这【zhè】样炫【xuàn】耀【yào】权力似乎【hū】会让他远离【lí】学【xué】生，然而“你不可能在他面前感觉不到他关心你和【hé】你【nǐ】的想法【fǎ】，”一名学【xué】生【shēng】回【huí】忆道。“米勒并非【fēi】不善【shàn】良”另一个人补充说；“他只是不留情面。”在一【yī】次研究【jiū】生研讨会上【shàng】，他禁止我们称赞【zàn】其他同学的论文。他说：“因为我们彼此【cǐ】相爱，所以我们【men】要【yào】残忍。” 根【gēn】据【jù】至少【shǎo】一种说法，这些经验同【tóng】样适用于他自己。一【yī】名学生【shēng】记得，有次他在门外等待时，听到米勒【lè】的办公【gōng】室里【lǐ】有激【jī】烈的【de】争吵【chǎo】。当喊叫【jiào】声平息后【hòu】，他敲门进去，才发现米勒【lè】是【shì】一个人。争吵【chǎo】是和他自己发生的。
在20世纪50年【nián】代，米勒的论点【diǎn】和【hé】抱负进入【rù】了一个新【xīn】的阶段。在这十年中，他开始创作一部【bù】名为《美国人的【de】思想生活》（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）的巨【jù】著——试图捕捉从革命到内战期间【jiān】“美国人的思想”的【de】方【fāng】方面面，将【jiāng】其全部整理成【chéng】九本连贯的书【shū】：宗教、法律【lǜ】、科学、教育、政【zhèng】治【zhì】经济和【hé】组织、哲学【xué】、神学、自然和自我【wǒ】。这本汇编将【jiāng】成为他所有努力的顶点，是【shì】他三十多年潜心【xīn】研究的高潮【cháo】。米勒【lè】曾声称，他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只是这个真正【zhèng】项【xiàng】目的序曲——这个项目也【yě】是他最后【hòu】的研究项目【mù】。
当米【mǐ】勒开始准备【bèi】写作【zuò】《美国人的思想生【shēng】活》（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）的时候【hòu】，他【tā】向他能找【zhǎo】到的所有基【jī】金会寻求资金支持。在他【tā】那【nà】个时【shí】代【dài】没有多少基金会，也【yě】很少有基【jī】金会愿意给予帮助。有一个基金会为他提供了足够的【de】资【zī】金来【lái】雇用一个【gè】名叫艾伦·海默【mò】特（Alan Heimert）的研究【jiū】生【shēng】，海默特不久将取代米【mǐ】勒成为哈佛大学的鲍【bào】威【wēi】尔·M·卡伯特（Powell M. Cabot）美国【guó】文学讲席教授【shòu】。然【rán】而，米勒并没有得到【dào】太多的帮助。他向一位【wèi】名叫【jiào】塞【sāi】缪尔·罗【luó】森塔尔【ěr】（Samuel R. Rosenthal）的好【hǎo】朋【péng】友【yǒu】说明了自己的挫【cuò】折，罗森塔尔是【shì】芝加哥一位著名【míng】的律师，作为【wéi】回应，他资助了【le】米勒【lè】。1956年，塞缪尔·罗森塔【tǎ】尔向哈佛大学捐赠【zèng】了3万【wàn】美【měi】元，这【zhè】足以支【zhī】付米勒连续三年的一半工【gōng】资和福利【lì】，使他每年有一个【gè】学期的时间【jiān】用于写作。米【mǐ】勒承诺，他将全【quán】身心地投【tóu】入到“伟大计划【huá】”中【zhōng】，不做“一丁点苦工”，这些在过去曾时常让他陷入困境。三年的时间，似乎很充裕。
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
三年过【guò】去了，米勒给罗森塔【tǎ】尔写信，解释他缺乏进展的原因。他为材【cái】料的缺乏和项目【mù】本身【shēn】的雄心辩解【jiě】：他承认【rèn】“我时常为我的项目【mù】中隐【yǐn】藏的自大感到【dào】不知所措”。 收到【dào】这【zhè】封信后，罗森塔尔干【gàn】脆提供了更多的钱。米勒拒【jù】绝了。他在1960年声【shēng】称他有足够的材料，足够的笔记。他所需要做的仅【jǐn】仅是【shì】把它写下来。这【zhè】本书很快就【jiù】将完【wán】成。尽管【guǎn】如此【cǐ】，罗【luó】森【sēn】塔尔【ěr】坚持认为，只【zhī】要米勒需要，他创立的“D and R基【jī】金【jīn】”将提供更【gèng】多资金。然而，米勒拒绝了【le】他的朋【péng】友，向罗【luó】森塔尔保证这本书就要完成了。考【kǎo】虑到【dào】他1963年去【qù】世【shì】时留下的东【dōng】西【xī】——他只完成了【le】九卷【juàn】中的两卷【juàn】——米勒不可能真的相信他曾经【jīng】接【jiē】近【jìn】完成。
佩里·米勒的职业生涯以【yǐ】灾难【nán】性的方式【shì】结束【shù】。他被妻子【zǐ】赶出家门，独自住在哈佛大学的一间宿【xiǔ】舍里，最终酗酒而亡。米勒一生都钦佩清教【jiāo】徒对【duì】目标的【de】追求【qiú】，钦佩他们构【gòu】建理解社区整【zhěng】体【tǐ】的模式的努【nǔ】力，但【dàn】他最终似乎被自己对【duì】意【yì】义的【de】追【zhuī】求压【yā】倒了。他从【cóng】约翰【hàn】·温斯罗普和【hé】《基督慈善的典范》开【kāi】始——一个对起源的清晰表达，一种让他能够【gòu】连贯地开始叙述【shù】的条【tiáo】理性——但随着他的推进，随着故事【shì】的扩大，随着美国【guó】叙事的弧线向多【duō】个方【fāng】向弯曲和转移，他【tā】没【méi】能【néng】找到能将所有事情结合【hé】起来的【de】范式。阅读他的论文，人们可以感觉到，在他【tā】生命的尽【jìn】头，米勒认为自己已经失【shī】败了【le】。
在很【hěn】大【dà】程【chéng】度上，米勒确实失【shī】败了。不是【shì】说尽管他努力，但还是失败了【le】；而【ér】是说他之所以失败【bài】，就是因为他的努力。米【mǐ】勒对【duì】清教徒和【hé】“基督慈善的典【diǎn】范”的全身心的投入最【zuì】终不能解决或【huò】解释20世纪中期美国【guó】社会【huì】的主要关切。在米勒【lè】职业【yè】生涯开始之【zhī】际，W. E. B·杜·波伊斯出版【bǎn】了《美【měi】国【guó】黑人的重建》（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）(1935)，这本书对历史研究如何系统【tǒng】地排斥和诋毁非裔【yì】美【měi】国人【rén】的【de】斗争和贡献做【zuò】出了尖锐的描述【shù】。第二年，1936年，兰斯顿·休斯（Langston Hughes）写了【le】《让美国【guó】再次成为【wéi】美国》（“Let America Be America Again”）——呼吁美【měi】国的承诺最终延伸到非裔美国人身上。1941年，也就是亨利·卢斯（Henry Luce）在【zài】《生活【huó】》(Life)杂志上发【fā】表《美国世纪》（“The American Century”）的同一【yī】年，理查德【dé】·赖特（Richard Wright）记录了【le】大萧条时期1200万【wàn】黑人【rén】的各【gè】种的【de】生活和希望。十年后民【mín】权运动【dòng】爆发。这些年来，数以百万计的非裔美国人从南方迁【qiān】移到北方【fāng】，从农【nóng】田迁移到城市中心，包【bāo】括米勒长大的芝加哥奥斯汀社区【qū】。杜波依【yī】斯在1903年预【yù】言说：“二十【shí】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【jiè】限的问题。” 然而，在佩里·米勒所有伟大【dà】的作品中，肤色界【jiè】限【xiàn】的问题没【méi】有出现。当【dāng】然，没有一本书，也没有一个学者【zhě】能够【gòu】解决每一个问题。但米【mǐ】勒明确【què】给自己【jǐ】设定了【le】解释“美国【guó】的意义”的任【rèn】务，而【ér】这一意义从未触及席【xí】卷这个国【guó】家的最重【chóng】要问题之一。如果米勒感到自【zì】己【jǐ】失败了——如【rú】果【guǒ】他感到他【tā】的美国故【gù】事越【yuè】来【lái】越难【nán】以维系【xì】，对美【měi】国人民【mín】的重要性越来越低——他是对的。
然而，在某【mǒu】种【zhǒng】程度上，米勒【lè】的成功远远超出了他最大的期【qī】盼。他将【jiāng】约【yuē】翰【hàn】·温斯罗普的布道“基【jī】督慈善【shàn】的典范【fàn】”带到公众面前，并将【jiāng】其变【biàn】成【chéng】美国起源的【de】关【guān】键【jiàn】文本【běn】。米勒【lè】宣称这是对共同体的第一个【gè】明【míng】确的【de】声明，一篇阐【chǎn】述了美国将致力于心灵【líng】生活【huó】的布道词。米勒从温斯罗普的文字中【zhōng】读出【chū】了反对美国梦的基本【běn】前提【tí】的【de】不朽证词。历史的讽刺在于——米勒【lè】很【hěn】可能已经意识到【dào】——在宣传温斯罗普的布道【dào】时，他【tā】使其成为他最担心【xīn】和最【zuì】哀叹的一切的【de】关键声明【míng】。在未来的几年里，温斯罗普的 “山巅之城”布道将成为里根【gēn】总统的“在山巅上的光【guāng】辉之城【chéng】”：对个人自由、物质【zhì】繁荣和美国权力的庆祝——最重要【yào】的是，呼【hū】吁美【měi】国人【rén】重拾乐观精神，重【chóng】新相信自【zì】己。没有什【shí】么比成【chéng】功【gōng】更容易滋生失败。而【ér】在【zài】使温斯罗普的布道成为美国文化的基石【shí】方面，没有人比佩里·米勒更成【chéng】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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